7月1日，國家衛健委發布了“對中醫類別以外的醫師，開具中成藥處方的限制性規定”，這意味著：從今以后，所有西醫醫生都不能直接輕松處方中成藥了。

這個規定的目的是減少在使用中成藥時的錯誤。統計顯示：2018年全國執業（助理）醫師人數為360.7萬人，中醫類別執業（助理）醫師僅有57.5萬，占比不到16%，而基層醫療機構內普遍存在中醫科室的設置不齊，中醫師缺乏的問題。因此，如果按此“一刀切”，雖然減少了錯誤的發生，卻也影響了病人對中醫藥的需求，更大一點說，是中醫藥產業是個巨大的打擊。

這個情形，讓人想起農村的校車出事之后，當地政府為了孩子的生命安全，會馬上大力整頓：所有不規范的校車都禁止上路。整頓的第二天，很多孩子只能走一個多小時的路去上學，甚至為此輟學。結果，連當時指責校車的旁觀者，都開始懷念那些不規范的校車了。

這就說明一個問題：對不規范問題的處理，要么有成熟的替代方案，要么采取軟著陸，否則，雖然治理的初衷是好的，但結果卻未必，至少可能是福禍相伴的。

給中成藥分級，勢在必行

中成藥的定義是：“以中藥材為原料，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，按規定的處方和制劑工藝將其加工制成一定劑型的中藥制品，既包括傳統的丸散膏丹，也包括提取有效成分后制成的膠囊片劑口服液等。

最常見的比如“黃連上清丸”，“加味保和丸”，稍微有些醫學知識的病患自己都知道用它們去火、消食，西醫開具它，肯定不會比患者自購更錯誤，對這樣的中成藥，就沒必要限制西醫開具。

還有部分已有循證醫學背書的中成藥。循證醫學由西方發展而來，臨床證據導向，已是西醫處方西藥的直接考量，這類中成藥不必通過中醫辨證論治。

但有些中成藥，無論是靠藥名，還是借助說明書，都很難把握，最典型的就是“小柴胡顆?！?，這個藥被很多西醫當做感冒藥在開，因為說明書上寫的“用于外感”。

但此“外感”非感冒！就算是感冒，也是因為體質或者病毒原因，遷延不愈，癥狀有了特殊變化的“感冒”，中醫用它治療的是“少陽癥”，但何為“少陽癥”？ 只有中醫，而且是有經驗，真理解中醫的中醫，才能辨識。

上世紀90年代，日本厚生省將“小柴胡湯”引進日本用于肝病治療，當時的日本，甚至出現了百萬肝病患者同服“小柴胡湯”的盛景，“小柴胡湯”在日本中藥市場的占有率，達到了25％。2年之后，有些服用“小柴胡湯”的肝癌肝硬化患者，出現了病情加重的情況，還有人因此死亡，至此，“小柴胡湯”被停用，生產“小柴胡湯”的一家藥企也隨之的倒閉。

“小柴胡湯”出自西漢時期的《傷寒論》，使用至今近兩千年，為什么獨獨在日本出問題？就是因為“小柴胡湯”的適應癥不容易掌握，而日本醫生對中醫的理解又十分欠缺，這才差點毀了經典名方的聲譽。

而在去年，中醫的100個經典名方將通過簡化臨床試驗環節的捷徑上市，其中包括“麻黃湯”，“附子湯”等中醫“利器”。對這些藥物的理解和掌握，連中醫出身的人都未必勝任，在沒有中醫背景的西醫，更容易犯“彼之蜜糖，我之砒霜”的錯誤。

由此可見，為了便于合理使用中成藥，應對中成藥進行分級。這一點，中醫早就做過了，中醫將中藥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品，其中，“ 上品無毒”，“中品有毒無毒”，“下品有毒”，至少在藥物安全性上，給出了粗泛的指導。

具體到現在的中成藥分級，需要從三個層面考量：

首先是根據藥物毒性的現代研究結果，將雖然作用清晰但毒性明顯的藥物，單列出來，以減少“藥源性傷害”。其次，出自古代經典，很難與現代疾病對上號、掛鉤的，比如針對中醫特有“少陽癥”的“柴胡湯”系列，要在接受中醫培訓基礎上才能開方，以避免沒有中醫知識的人，“望藥生意”，曲解中醫而影響名方的療效。其三，按照中醫“中病即止，不必盡劑”原則，對容易“折傷陽氣”，有“破氣”問題的藥物，即便沒有明確的毒副作用，也應視其對正常功能的影響而設定服用療程和時限，避免長期服用……具體的分級，需要中西醫專家的參與制定，如此更能中西兼顧，“知己知彼”。

就算沒有“西醫限制開中藥”的規定出臺，中成藥分級在今天，也到了勢在必行之時。因為當下養生成風，更多沒有醫學背景的人，為了健康而參與醫療，中成藥是他們最先“下手”的地方，中成藥分級，既能規范西醫開中藥，更能保證中醫藥在治病養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
西醫的中醫培訓，價值超過開藥資質

此次出臺的“規定”還要求：西醫如果想開具中成藥，要“不少于一年系統學習中醫藥專業知識并考核合格”。

這個要求沒什么不妥，因為確實有很多西醫，一邊說著“中醫不科學”，一邊開著中成藥，這種對中醫的抵觸心態，怎么可能讓他們真實的理解中醫，開出正確的中成藥？但規定的落地，需要兩個緩沖點。

首先，中醫其實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，對于每天接觸病人的醫生來說，他們有更多的機會積累對中醫藥的感悟，這就是對中醫認識的基礎，特別是有經驗，愿意接受不同知識體系的西醫，無論是觸類旁通的感覺，還是之前已有的經驗，都已經能讓他們開具正確的中成藥。而一些按照西藥制作工藝完成的“西制中藥”，比如“人參皂甙”，“黃連素”以及獲得諾貝爾獎的“青蒿素”，西醫更有開具的能力。

對于有經驗的西醫的培訓或考試，可以考慮“特事特辦”，在現有基礎上做引導、點化，如果是培訓，也應該是“高階層”的，幫助他們達到理解中醫“少陽癥”的層面，因為對中醫的理解有多深，對中成藥的使用就有多靈活，治療面就有多寬闊。

而對新入臨床的西醫，中醫知識的培訓和考試環節卻是必須的，不僅是為了開中成藥，也是為他們未來的醫學之路，增加新思路。對他們來說，一定時間的中醫培訓的價值，遠在應付考試，獲得開藥資格之上，這也是這個規定出臺后，可能引發的另一個亮點。

中西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哲學體系之下產生的醫學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很多西醫大家卻是中醫的擁躉者，比如韓啟德，湯釗猷，孫燕，樊代明……因為經過多年臨床，他們在受益于西醫精準和規范的同時，感到了對人體總況把握的吃力，中醫理論恰恰為他們助力，漸漸的，他們形成了借鑒中醫思維，甚至以中醫思維指導西醫實踐的醫學模式，他們的學術建樹就是這種“中西醫結合”的成果，從這個角度上說，讓臨床西醫進修中醫，甚至戰線前移到西醫院校的中醫課程，不僅為了開中藥，更是一種宏觀醫療觀的借鑒，一種哲學思維模式的歷練。

而中成藥，既是中藥的精化，更凝練了中醫理論的精髓，孫燕院士創制的“貞芪扶正顆?！?，至今都是腫瘤化療時的有效輔助?！柏戃畏稣?，往小一點說，借鑒的是明代張景岳的“兩儀膏”，后者用人參補氣，用熟地養陰，而孫燕院士“尊此意而不泥此方”，用補氣的黃芪和養陰的女貞子，同樣分擔補氣養陰大任；往大了說，一個西醫院士能設計出中成藥，顯然是對中醫的理解和踐行，是他們成為大家的關鍵，也是對醫學最好的助力，無論對西醫還是對中醫。